彭澎

第033期彭澎:中国能源脱碳需要绿证强制市场

人物介绍:
彭澎,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可再生能源专委会政策研究主任。
本期语录:
“单凭绿证无法解决可再生能源补贴缺口问题,希望可再生能源附加费再涨一部分。”
“环境压力很大导致中国居民购买绿色电力的意愿超过美国和欧洲,居全球最高。”
“发电商卖绿证的积极性主要来自于解决补贴拖欠的迫切。”

可再生能源附加费还得再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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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格特 :2月3日,三部委联合发布《关于试行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核发及自愿认购交易制度的通知》,引发业界热议,我国为何选在此时试行绿证制度?

彭澎:当前,新一轮电改已启动两年有余,在电力市场建立之后如何保证可再生能源获得充分市场份额,从而实现与化石能源的有效竞争,确实是需要制度设计的,绿证制度就是其中之一。

我国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处于缺电的环境,在这个环境中,我们对电力品种的选择是没有太多余地的,电本身就不够用,更别提用的是清洁还是不清洁的了。【详细】

贝格特 :截至2016年底可再生能源补贴缺口已达600亿元,很多人寄望于绿证制度来解决这个缺口问题,您的看法呢?

彭澎:大家通常认为绿证制度的出台是为了解决可再生能源财政补贴缺口的问题,但仔细琢磨《通知》文字你会发现里面其实写得很清楚,绿证是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促进清洁能源高效利用,也就是要解决弃风限电问题;第二是降低国家财政资金的直接补贴强度,就是通过绿证的约束条件,来实现可再生能源资产的最大化利用。【详细】

中国居民购买绿色电力意愿全球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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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格特 :依据试行通知,目前购买绿证全凭自愿,这个“自愿”的市场空间会有多大,哪些人愿意为绿证买单?位于消费侧的企业和公众购买绿证的内生动力够吗?

彭澎:为了了解社会公众对绿色电力的认知和购买意愿,去年7-8月,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可再生能源专委会设计了一次调研 ,访问了来自北京、上海、广州、沈阳、成都、兰州等 10 个城市的 3000 名受访者。调查发现,97.6%的被访者表示愿意购买绿色电力,其中有四成被访者表示一定会购买,在愿意购买绿色电力的基础上,超过九成被访者可以接受一定程度上的费用增加,可以说,居民的调查反馈结果是很积极的,中国居民购买绿色电力的意愿甚至超过了美国和欧洲(据调查结果显示),居全球最高。【详细】

贝格特 :所以您觉得国内中小企业不会有太多动力参与这个事情。

彭澎:是的,中小企业在资源市场上很少有内生动力来购买绿证,这里面涉及到很现实的绿证成本问题,一度电的绿证成本最便宜也要两毛钱,而工商业用户对于电价是非常敏感的,有人说科技类企业可能会考虑率先进行尝试,但如果让他们做出100%确定的承诺,压力也还是比较大的,具体还要看今年7月1日绿证正式上线后市场的反映。【详细】

等着拿补贴不如直接给绿证打个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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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格特 :绿证认购采取以出售绿证数量冲抵补贴电量,其认购价格不高于证书对应电量的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能否这么理解,即出售绿证意味着将丧失未来可能获得的可再生能源补贴,而且拿到的钱还比可获得的补贴少,这样一来发电侧会有积极性?

彭澎:确实如此,目前制度给绿证价格设置了一个天花板——不能高于对应电量补贴,对于发电商来讲,这就意味着出售绿证最多也只是能拿回补贴。但要说发电商的积极性完全没有,那也是不客观的,他们的积极性主要来自于解决补贴拖欠的迫切性。【详细】

贝格特 :正如您所说,企业会考虑通过卖绿证迅速回款优化现金流,很明显这个市场中的自愿购买方是少数,被拖欠补贴的发电企业是多数,会不会出现低价倾销破坏市场的情况?

彭澎:对于绿证来讲,新项目的标杆电价本身就要远远低于老项目,这个问题不可能绕过,也就是说,新项目的绿证价格是一定要低于老项目的,说到底,这还是你如何看待回笼现金成本的问题,我们并不认为这是低价倾销。【详细】

市场培育初期先销售风电绿证无可厚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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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格特 :目前陆上风电和光伏都是按照1个证书对应1000千瓦时来结算电量标准,而当下风电成本价格要大大低于光伏,同样是卖证书,光伏和风电相比将处于下风,绿证市场在设计中没有考虑到公平性问题吗?

彭澎:单就卖绿证这件事来说,目前光伏企业肯定是不如风电企业的,造成这个结果的主要原因还是来自二者标杆上网电价的差异,这个问题是很难解决的,只能交给市场,谁的绿证更便宜就先卖谁的,何况任何市场在培育初期都是渴望更多消费者涌入的,这时,考虑多销售一些便宜的风电绿证我觉得无可厚非。

等到2020年风电逐步退出补贴大锅饭之后,这块资金就可以省下来给其他可再生能源项目发补贴,对于光伏来说,分补贴的人变少了,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同时也要看到,光伏发电成本正随着技术进步逐年降低,去年加入“光伏领跑者计划”中的项目成本已经非常低了,价格竞争力基本与风电不相上下,相比之下,早期光伏项目的压力会比较大,劣势也是很难逆转的。【详细】

中国能源脱碳需要绿证强制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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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格特 :说起绿证强制市场,据了解,早在去年4月,国家能源局就向相关地方政府部门和部分电力企业下发了《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征求建立燃煤火电机组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配额考核制度有关要求通知意见的函》,结果遭到燃煤发电企业的全面反对,最终未能出台,当时出了什么问题?

彭澎:这份意见函之所以引起那么大波澜,矛盾的核心在于它设定了非常严格的惩罚机制,先是明确了“2020年各煤电企业承担的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配额与煤电发电量的比重应达到15%以上”,同时要求国家能源局和各派出机构按年度对火电机组进行考核和监管,对未能完成配额要求的燃煤发电企业,将责令其在规定期限内完成配额要求,如逾期仍未完成,将取消该发电企业的发电业务许可证。 【详细】

贝格特 :既然这份指导意见并没有设定一个严格的惩罚机制,那么它的约束作用如何体现呢?

彭澎:这份意见的约束力确实是比较弱的,它要求可再生能源电力相关指标无法完成的省份,在审批新火电项目时更加慎重,更多体现为一个鼓励机制,鼓励各省级政府可以跨省购买非水可再生能源电力。【详细】

强制配额主体将是发电公司和售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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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格特 :您认为配额制强制约束的对象,也就是购买绿证的义务主体应该是谁?

彭澎:2018年绿证强制市场将会启动,关于强制的主体我们现在有两种思路,一种是强制发电企业,对火电机组进行可再生能源电力强制配额考核,你可以选择投资,也可以选择购买。强制发电企业有两个好处:首先,可以刺激发电集团在分配发电份额时,优先照顾自己内部的可再生能源电力,其次,它会刺激发电企业投资更多的可再生能源资产。第二种思路是考核售电公司,也就是售电公司在签订长期购售电协议时,必须消纳足额的可再生能源电力,这种思路的优势在于能够更好地配合电力市场(未来电力市场会通过售电公司来销售不同种类电力),更符合电力市场的规律。

由于这两种思路各自有优势,我觉得未来极有可能对两者都进行强制考核。目前对于售电公司的配额指标要求已经嵌入了《关于建立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目标引导制度的指导意见》中,意见要求“各省级能源主管部门对行政区域内的各级电网企业和其它供电主体(含售电企业以及直供电发电企业)的供电量(售电量),规定非水电可再生能源电量最低比重指标”,这个省级指标其实就是本省售电公司平均要完成的配额指标。【详细】

未来绿证极有可能与碳市场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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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格特 :除了买卖交易外,绿证的出现还会给这个市场带来哪些新的机遇和变化?

彭澎:当前电力市场中最缺位的其实是用户,因为可供他们选择的空间太小。我们在调研中询问过很多电力消费者,“知不知道自己用的是什么电”,大部分人回答都是“不知道”;问他们“想不想知道”,回答都“想知道”;再问“如果能选择的情况下愿不愿意更多地使用绿色电力”,基本都愿意。个中区别无非是谁的成本承担能力更强,谁就用贵一点的电力品种。 【详细】

贝格特 :目前全球已有20多个国家实行了绿证交易,美国是公认推行绿证较为成功的国家。国外经验对于我国的绿证探索有哪些参考价值?

彭澎:首先,中国的电力市场与美国那种充分自由竞争的电力市场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在从计划市场转为市场化竞争市场的过程中,我认为强制性的约束条件和考核机制非常有必要,我们不能照搬美国,一定要给绿证一个强制的市场。 【详细】

贝格特 独家专访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可再生能源专委会政策研究主任彭澎,畅谈中国绿证的实施,更多精彩内容请看 【访谈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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